人民币汇率的政治化已成为过去几年美中辩论的标记。逻辑很简单：很多美国工人非常焦虑，对岗位和收入缺乏安全感，工人工资在国民收入所占的比例回到历史低点，而富人与其它阶层之间的差异却越来越大。与此同时，美国正面临着一个前所未有的贸易逆差，外部赤字占到2006年GDP约7%。人们都注意到美国的对华贸易逆差目前占到其外贸总赤字的29%，占据美国外部失衡的最大份额。主要是基于这些理由，美国视中国为导致美国工人饱尝苦头的罪魁祸首。因此，要求人民币升值就成为减轻这些痛楚的最简单方式。

　　美国宏观经济双赤字

　　对于政策制定人和政治家而言，迫使人民币升值是否真的符合美国的最佳利益。这是一个饶有兴味的知识性议题，可是却有可能忽略了真正问题的深层意义，即货币调整是否能消除目前存在于美国经济、社会和政治层面上的种种忧虑。毋容置疑，我认为答案是“不可能”的。就美国的情况而言，巨大的对华贸易逆差是一个更大问题的征状，过去三年，史无前例的国内储蓄短缺使净国民储蓄率下跌至历史最低的1%。像美国这样的经济体，确保和维护经济快速增长的政治选民力量很大，储蓄不足为贸易赤字周期的延续创造了条件。除了从外国输入剩余储蓄以满足增长对资金的需求，美国别无选择。而争取外国资金的唯一方法就是让经常项目和贸易赤字越滚越大。这些赤字将根据比较优势的高低分布。作为剩余储蓄的供应方和作为供应低成本、质量日佳产品的生产商，中国的情况完全配合这条方程式。我不认为较强的人民币能迫使美国人多点储蓄。如果这样，华盛顿最多只能把中国所占的份额转移到其它国家，对于解决其多边失衡问题毫无助益。

　　如美国所关注的，“人民币汇率调整”存在另一个值得我们注意的元素。美国的贸易问题在于过多的进口，而不是出口不足。截止2006 年第4 季度，美国的进口品比出口高出73%。依我所见，进口急升在很大程度上是长时期个人消费过度的后果，消费支出占美国GDP的比例从1975年到2000年期间的平均65%上升到过去5年的70%。由于工人收入增长在现行经济复苏周期的表现异常呆滞，私营行业报酬支出比过去周期平均水平低了4,250亿美元，美国消费者唯有越来越多地利用其资产增值的 财富效应来支持消费和储蓄。随着以收入为本的个人储蓄率自上世纪30年代初以来首次掉进负值领域，由此衍生的过度消费和进口飙升是美国总体储蓄失衡的根源所在。我不认为较强的人民币兑美元汇价能起到缓和这方面失衡的作用。解铃还需系铃人，要有效解决资产主导的过度消费问题需要通过资产市场本身，也许已随着美国房市泡沫爆破而已在进行中的一个发展。此外，鉴于进出口之间的巨大失衡，美元可能要进行巨幅调整才能平衡过来，而此举在政治上可能不为世界各国所接受，不仅是中国，还有欧洲、日本以及美国的其它亚洲贸易伙伴。

　　中国正补贴着美国利率

　　中国成为替罪羊是这场辩论最令人忧虑的特色。储蓄不足的美国宁愿把责任推给中国也不进行自省。在这个问题上，没有人比联储局主席本·伯南克更能把事情复杂化。

　　伯南克坚持现行的人民币汇率是“被低估了，给重点放在出口而非本国市场的中国公司提供了有效的补贴”。真正的问题是究竟谁在补贴谁？在伯南克言论中几被忽略的是继续推进人民币政策的“有管理浮动”制度的另一个重要面，即中国买入大量美元资产。我们无法知道确实数目，但一般共识是在中国1万亿美元的官方外汇储备中，美元资产占了60-70%，包括3,450多亿美元的美国国库券和总值相近的其它形式美元计价定息工具。按中国储备每年累增2,000亿美元的速度计算，即意味着每年需购入最少1,200亿美元的美元资产。外国对美国金融产品如此大的需求，对于如上文提到的国内储蓄从未如此短缺的美国而言，是绝对重要以填补国内的资金缺口。没有中国买入美元资产，美元肯定会下滑及美国利率势将走高。事实上，这表明了中国正补贴着美国利率，如果不是中国货币政策涉及循环买进美元的话，美国借贷人和投资者便不会享受到低息融资和较高美元估值的好处。

　　中国具有一个更重要的条件向美国提供补贴。作为一个低成本且产品质量不断提高的生产商，美国与中国做买卖无形中是给美国家庭的购买力提供了补贴。如果终止对华贸易，贸易逆差将出现在别处，毋容置疑是别个成本较高生产商的帐目上。这将等同向美国消费者加税，减去美国现时通过对华贸易所享受到的补贴。美联储主席提出的正是一个类似的建议：让人民币走强，中国的美元资产购买力将下降，有效地剥蚀储蓄短缺和日益依赖资产的美国经济所依重的利率和购买力补贴。

　　我们可以就中国货币的合适估值没完没了的争论下去。经济理论强调如经济体出现大量经常帐盈余，其货币一定是被低估。中国显然符合资格，还有日本、德国和众多的中东产油国家。为何是中国特别被点名而受到关注，事件本身也是一个反映政界有失偏颇的有趣评注。很明显中国理解这个问题。自19 个月前开始改革货币市场以来，中国政策制定人明确地表明了国家需要一个更大程度以市场为导向的汇率机制。人民币兑美元汇价从那时起上升了约6%，虽然与美国的期望水平仍有一大段距离，但起码是朝着正确的方向走。力图避开风险的中国政策制定人强烈认为必须小心管理货币的升幅，鉴于其高度分散的银行体系和资本市场发展仍然相对落后，我认为这点不难理解。来自全面自由浮动外汇机制的潜在汇率波动，有可能对中国仍未稳健的金融体系造成破坏性的冲击。这正是中国最不愿意看到的情况。

　　伯南克主席批评中国通过低估人民币给出口竞争力提供补贴的说法，完全忽视了货币的另一面，即美国通过同样重要的国内利率和购买力补贴所享受到的好处。同时令人诧异的是伯南克只字不提关于中国高度区域化、结构异常分散的银行体系状况，即由四大银行主导着，它们仍拥有超过6万间各自为政的分行分布全国各地。真不知道中央银行面对如此零散的银行体系如何能实现政策拉力。此外，伯南克忽视了中国的非理性投资过程的关键性原因，缺乏一个能发挥完善功能的资本市场和持续依赖行政导向的中国主要银行借贷文化。相反，伯南克提出具弹性的货币是促进投资项目有效配置的最佳方法。简言之，伯南克评论的主要缺失，是其看不到中国仍属于混合经济体的特别过渡性需求，这也是很多国会议员在看中国问题时也同样容易闯进的严重误区。中国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一个混合经济体，介乎国有与私营所有制，和中央规划与市场化资源配置机制之间。美联储主席提出的意见，看来是把中国视为一个功能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只要执行传统的金融和货币政策，便能完美地实现政策拉力。

　　没有做好全球化准备

　　我经常问自己，为什么世界对于中国的成功发展有如此本能的强烈反应？

　　其中一个关键因素是速度。在第一次全球化中用了最少30 年才使跨国贸易达到了一个质变的水平，而这一次只用了不到十年。

　　当然，两次全球化中都有技术应用不断加快这一特征。历史上的每一次技术创新的浪潮都比上一次用更短的时间就达到了足够的普及程度。例如，使收音机普及到五千万美国家庭用了38年时间；而电视只用了13年，有线电视10年，互联网仅仅5年。

　　当前的全球化的广度也是毋庸置疑的。上一次全球化只是关于制造业产品的跨国交换，而以信息技术为基础的第二次全球化为许多过去无法交易的服务创造了同样的机遇。根据李嘉图的两个产业的经济理论，这是不应该发生的。高工资的经济体，在过去可以轻易放弃在制造业产品的市场份额，因为下岗的工人们可以在非贸易的服务中找到避难所——虽然需要很多再培训和其它过渡成本，但最终可以从适合他们各自才能的知识密集型岗位上得到安全感（例如软件编程、工程技术、医疗顾问和咨询）。但是在日益以知识为基础的工业化国家，互联网几乎使职业安全感的概念不复存在。只要轻点鼠标，从那些低工资的发展中国家，知识产业工人的诸多产品可以立刻出口到世界任何角落。这导致了前所未有的白领恐慌，因为原来受到保护的富裕国家的知识产业工人，第一次感受到了国际竞争的严峻考验。

　　这次全球化的速度和广度都使发达国家大吃一惊。虽然世界上的领先国家一直在倡导贸易自由化和国际机遇的学说，他们并没有为迎接突然到来的竞争威胁做好准备。但是以信息技术为基础的全球化的迅猛发展速度不应该成为一个借口。在很多方面，富裕的发达国家将职业和收入稳定性视为理所应当的，不能或者不愿正视世界另一面正在迅速形成的挑战。这正是方程式中人力资本一侧正在发生的情况，也是信息时代竞争优势的实质所在。在互联网时代之前的九十年代初，美国、欧洲和日本在科技和工程专业大学和大专毕业生数量上遥遥领先。然而十年之后，中国和印度后来居上，与此同时，信息技术带来的连接性使低工资的知识产业工人能有机会与他们在发达国家的高工资同行们同场竞技。工业化国家的教育改革滞后更加剧了这个问题。一贯自信满满的发达国家的工人们，在新的全球化面前真是目瞪口呆。

　　美国在应对加剧的国际竞争时更加不择手段。基于以收入为本的储蓄率降到历史最低点，美国只能通过巨额的经常项目赤字和贸易赤字来吸引外国的剩余储蓄。这种贸易逆差的加大使美国遇上了新的全球化的主要受益者——中国。由于在两方面没有做好准备，储蓄率低与人力资源投资不足，美国面临国际竞争的空前压力。

　　不幸的是，这些要命的因素都凑到了一起，发达国家准备不足、新兴经济体的迅猛发展，以及信息技术带来的跨国连接性。由此产生了一种新的恐惧，发达国家职业和收入的不安全感。再加上收入分配日趋不平等，资本所有者的回报再创新高，这种恐惧对于工业化国家的中产阶级工人来说，就更加现实了。

　　对这种越来越危险的事态，我们有什么办法呢？对于发达国家来说，迫切需要将信息时代的现代工具赋予其高技术工人。对于提高竞争力来说，教育改革的必要性和人力资本投资的增加显得前所未有地重要。此外，美国需要在储蓄方面采取行动，消除几乎成为根深蒂固习惯的长期而有争议的贸易逆差。而发展中国家需要提供一定的保证，即他们将尊重新的全球化的核心竞争力，知识产权。加大对侵犯知识产权的打击力度可以在很大程度上缓解全球的紧张。